访问住在修道院公寓的薛福成儿媳

一一秦廷模一一

近来常常想起小时候去拜访过的一户人家，主人是一个澹泊清秀的古稀老太，我们称之为薛老太。其实薛老太姓林，是清朝著名的外交家薛福成的媳妇，史学家薛慈明的夫人。与我们有着亲戚关系。

那时候大约是1960年初的冬天，我才读小学五年级，我与哥哥随着父亲来到复兴西路上一幢幽静的洋房前，按门铃后就听到一阵猛烈的狗吠声，可能是一只大猎狗吧。直到我们进入门内客厅还未见到那只狗，可能被人管着了。后来才知道这条狗是主人最喜欢的孙女薛春森所豢养的。

这是一间真正的客厅，有地毯，摆设，字画等等。 会客区与大厅之间只缺少一堵墙，所以既是大厅的一部分，又有局部的意义。会客区的终端是由白纱窗帘胧着的大窗户，在窗纱的衬托下，一只细长脖子的大花瓶里插着一支长长的禽毛，有着花朵般的色彩。

大厅里有红木家俱，吸引我们注意的是红木格屉上的许多小玩意。有一套从大到小的梳子，一只迭着一只横排着，不知是用玉还是用骨做的，但是很有趣。

客厅里甚至还有当时最时髦的产品——电视机。

客厅里透出“日暮汉宫传蜡烛，香烟散入五侯家”的情调，然而格局布置在大的方面是西方式的，在细微处是传统的中国化，组成总体的中西合璧，正如同薛家世代的经历。

薛老太有八九十岁的年纪，她有一种高古澹泊的清纯味。据说她每天念佛，长期吃素。爸爸常常讲她的记忆好，身体好，字也写得好，得归功于她长期心无杂念地念佛，起到了练气功的效果。

她慈祥地询问了我们的年龄，学业等，又叫人取来了给我和哥的见面礼，每人一张钞票。我推辞不掉后给了父亲，这引起了她的一阵赞叹，说有规矩。

父亲与薛老太谈着话，我们禁不住在客厅里走动起来，浏览各种古玩和摆设，但是总算没有寻路到花园去。

后来有一个中年妇女从里面走出来，有礼貌地向我们问安。她是薛老太的儿媳妇，但是她的丈夫，就是薛福成的孙子没有看到。

因为正是新年里，薛老太亲自提起一只盛糖果的果盘送到我们面前，我们规规矩矩地取了一粒。后来主人又请吃点心，叫我们走到布幔隔开的餐厅里落座，厨师端上每人一只比饭碗小许多的小蛊，里面盛了一些很小的各种颜色的小圆子，小汤匙也极小，但我们也不敢一口把这些全吃了，慢慢地一只一只数着吃。肚里还没有什么感觉就算吃过点心了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正是所谓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期间，我们又是十多岁的男孩，吃这些点心可算是一种折腾——比没有吃还害人。

过了几年我们读初中时又去过一次，记得薛老太表示惊讶我们怎么很快就长得这么大，连声问我们每天吃什么长得这么快的。其实当时正是困难时期，荤菜是难得吃的。

后来祖母过世之后，薛老太曾两次派人送来她亲手做的锡箔——祭祀时用来火化的纸钱。据说她制作时念过经，应当特别灵验。

送东西来的是一个男人，我们曾特为问过他的身份，回答是“花匠”。这个称呼比叫“佣人”好听些。

后来就是破四旧的“文化大革命” 了。事后知道他们遭到了抄家，红卫兵们将这家“反动分子”抄家后，让他们住入一间小房间，并强迫主人烧饭给佣人吃。那主人就是薛福成的孙子，夫妇两人熬不过去就一同服药自杀，但是男的死了，女的（就是我们见到过的那人）倒救过来了，后来据说改嫁了。

薛老太一直活到文革之后。不过薛家住的房子修道院公寓被用作了街道的办公室。

纵观历史，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都存在着阀阅世家转化成的“最后的贵族”。 尽管门庭冷落，常有遗风可吊，但终究会走向湮灭。

薛福成的孙子在解放后还凭着一些遗产做着商业贸易，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终于被整死了。

形成强烈对照的是，1960年到1962年中国最穷的灾害年中，农村已是饿殍遍野，我们在薛家见到的还是这样的一个贵族世家。

附注：

日前住在澳大利亚的薛春森打电话来了，尽管已经84岁了，她的语音还是比较清晰。十多年前我曾经陪母亲访问过她在上海的家 。她的爱人建筑师艾祖盎，是她当年同济大学工民建专业的同学。现在她已经去澳洲10多年了，与住在悉尼的两个儿子住得很近。

60年前我小时候去过的复兴西路修道院公寓她的家，看到的那位称为＂薛家老太＂的就是她的祖母。

她的祖父薛慈明（莹中）整理了很多其父薛福成的资料文献。

我记得她曾经讲过儿子在澳洲转到神学方面。 学习的科目包括英语、圣经学，教会历史，心理学，哲学，伦理学，灵修学等。在取得几个学位之后，还要发三个誓言（坚贞、神贫、服从）。再实习多年才可能当上神父。

虽然薛福成是清朝的官员，但出使欧洲担任外交官后，成为介绍西方文化的典范。我曾经看到的修道院公寓之家也具有中西合璧的布置陈式。